中国GDP总量为何能超过日本
来源:本站发表 | 点击率:10149 | 2014-12-15 14:36:40

提要:日本法政大学教授郝一生在《日出日落》中总结出中国经济能够赶超日本的三大原因。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,从2002年起GDP总量超越日本,位居世界第二;而日本经济却步履阑珊、踏步不前。世界经济格局的版图,将为之改写。更多内容请阅读郝一生代表作品《日出日落》

中日建交之初,1979年日本GDP总量2.27万亿美元,是中国1.76万亿美元的1.29倍;人均GDP20549美元是中国207美元的99倍。那时,如果有人说中国的GDP总量会达到日本的1.5倍,鬼都不信。

然而,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将接近日本的1.5倍。2013年中国GDP总量9.18万亿美元,已经是34年前的52倍,人均GDP6747美元为1979年207美元的33倍。此间,中国年均GDP增长率高达12.6%,相当于34年中每年多增出1.5个1979年GDP,堪称人类收入增长史上绝无仅有的佳话[数据来源:IMF]。

为什么中国能创造在30年内GDP总量赶超日本的奇迹呢?

投资规模决定论:“重投资主义”的回报

1980年至2013年中国GDP总量65.78万亿美元,净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29.7万亿美元,净积累率平均持续高达45.2%。投资总收益率高达30.4%(GDP增量总和9.03万亿美元)。难怪国外资本蜂拥而至。诚然,改革开放后逐步完善的市场机制,是重投资收益的前提保障。

相反,1964年以前净积累率曾经一直保持在20%左右的高水平的日本,净积累占总投资的比率从来没有低过60%(折旧在总投资中的比例从未高过40%)。但泡沫崩溃后,1990年还保持15.8%较高水平的日本投资净增长率,迅速跌到2003年的2.1%,全球金融风暴后,甚至连续3年跌为负数!

没有了“净投资”的增长,一切经济和收入增长都注定是海市蜃楼。

生存“体感压强”的差异

改革开放前,中国国内与周边地区100倍的收入差距,形成了巨大体感压强。1979年,台湾人均GDP1,944美元为大陆的12.5倍;香港更高达4569美元,冲到大陆155美元的近30倍。1979年香港农民的日工资70港币,相当于广东农民0.7元人民币日工资的至少100倍。

巨大的收入差距,驱使中国南方12省56万人“大逃港”。宝安县一个村子支书领队逃港后,除了一个瘸子全部逃光。社会离心倾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改革开放制度松绑后,被长期压抑的民间能量一下子如火山般喷发出来,势不可挡。

很像日本明治维新后创造出的、相当于中国同期11倍的工业投资和经济增长。其背后则是1853年开港通商后、日本所受到的相当于中国23.4倍的开放体感压强。

相反,当日本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以后,“3K(辛苦、危险、肮脏)”之类较差的工作没有人再问津;许多年青一代的经营者,不愿再像老一辈那样拼命工作,更不敢承担风险;一些大企业的经营者,演变成了类似国企的高管,官僚主义、循规蹈矩、拖拉敷衍、效率低下等弊端在企业中大面积滋生;继承税的高居不下,让一些像《哈利波特》的日语译者那样的高收入者,纷纷逃离日本移居瑞士或香港;有抱负、有能力的年轻人,开始考虑到海外创业,寻觅和追求更自由、更有生机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体感压力的落差,是100年前中国百年积弱的根源;同时也是日本近年停滞的重要背景。

博弈泡沫:“靶向化”宏观经济政策

经济泡沫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。发达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大问题,是不能将“投资”与“投机”区别对待,没有实行鼓励投资和抑制投机的“靶向化经济政策”。

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973年以前的360日元兑换1美元、在尼克松冲击后一路疯涨到78日元后,日本国内生产成本全面大幅上升,制造业迅速变得无利可图,工厂纷纷外迁,陷入产业空洞。

此时,日本政府即没有采取防止直接投资外流的措施,也没有找到任何抑制经济泡沫的有效手段。反而鼓励实体经济资本外流,最终为他人做嫁衣裳。

长期的超低利率不仅没有拉动国内投资,反而为金融投机大开了方便之门,在实体经济无利可图背景下,资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向金融“投机”逃逸。泡沫崩溃后,原本在1991年还有资金缺口43.0万亿日元的实体经济,从1996年开始出现大量剩余资金。到1998年过剩资本猛增到32.5万亿日元。

1999年以来,全球大约4.1万亿美元的投机资本,流向发达国家的金融投机市场;同时又有9,732亿美元的发达国家资本,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。

其中,1996~2006年的10年间日本一直是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净流出,总计约3,009亿美元;而日本向海外证券流出的资本总额为2,144亿美元,两者合计5,153亿美元。

不是发达国家政府不想约束泡沫,而是迄今为止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泡沫,特别是不知道如何度量泡沫、遏制泡沫。于是,“最优货币政策”之类、对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一箭双刃的所谓调节,也就明显地投鼠忌器、收尾难全。

相反,中国政府在2007年国内股市泡沫破裂、投机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后,毅然从2010年开始施行“限购令”、采取房地产投机差别税率等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政策,对抑制高达145.6万亿人民币的房地产泡沫存量立竿见影。开“靶向政策”之先河、辟约束泡沫之新径。这与靠“证券化”和杠杆放大金融风险的美国次贷所形成的房地产虚假繁荣,形成鲜明对照。

任何国家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,其快慢缓急、强弱优劣,最终都将与此三点紧密相关,缺一不可。



来源  《日出日落》下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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